世界头号间谍沃尔夫回忆:东德内奸揭露我面目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召集当地情报部门的领导开会。会议刚开始,我的一位副手就打来电话:“科技局有人跑了!保险柜已被打开,有些文件不见了,边界特别通行证也没了。”他指的是情报人员去西柏林办事时使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一张,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证人随时过境。

就在两天前,我还在给我们局的官员敲警钟:“同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不过是老生常谈,没想到居然不幸言中。

我们从边防军那里获悉,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前一天晚上9时30分。叛逃的时机显然经过深思熟虑,选在了一个冬天的周末。

当我3小时后返回东柏林时,已经查明叛逃者是科技局第1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支部书记。通常只有特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务。

情况紧急,我们立即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谍发出警报,指示他们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同时,我们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拼速度的竞赛。在西德反间谍机构动手抓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同志。

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整个科技局谍报关系名单、一些间谍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西德的反间谍机构可以通过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施蒂勒带走这批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给西柏林献上一份大大的见面礼。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当时,我们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就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招了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莱比锡市马克思大学一名成绩优异的物理专业的学生。通过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为自己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意为“铁人”。

施蒂勒是个英俊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着精明。他很有心计,不是我们理应重用的那种有坚定信仰的人。

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局第1处,由于工作出色,施蒂勒很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正是仕途如日中天之际。他的叛逃,是为了追求西德舒适的生活。他在东德有一位名叫黑尔佳的情人,她有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西德谍报机构达成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局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

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然而,敌方谍报机构收买对方人员后,更希望他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获取宝贵的情报。叛徒当然不喜欢这样,时间越长,暴露的风险越大。

时至1978年底,施蒂勒已成惊弓之鸟。他向西德外国情报局呼救,要求立即逃走。西德方面同意他叛逃,但不知是故意还是疏忽,西德给他的伪造证件粗劣得根本不能用。施蒂勒决定骗取科技局的边境特别通行证逃出东柏林。

按规定,特别通行证由每个处的处长亲自保管,任何需要经过弗里德里希火车站边防站去西柏林办事的人,每次使用都要报批。弗里德里希火车站是东西柏林之间的主要过境点,也是谍报活动最猖獗的地方。站内一排排锁柜是传递情报最好的地方。火车站虽然位于东柏林,却划分为东德和西德分管的两部分,中间由东德边防军隔开。

科技局的人曾抱怨说,每次领特别通行证的报批,都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侮辱。处长为了省事,把这张神奇的通行证交给秘书保管,由她登记领取者的姓名,并检查使用情况。不过,若是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官员要用通行证,她就会痛痛快快地把通行证给他,就像交接一把卫生间钥匙。

弗里德里希火车站边防站的值班官员认识施蒂勒,他曾数十次往返东西柏林执行公务。那天晚上,施蒂勒为了转移这位边防官员的注意力,就恶劣的天气开了几句玩笑:“说不定我会申请调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天呆在暖和的屋子里,比我们舒服多了。”边防官员翻了翻施蒂勒递上的材料(盖有“绝密”印戳的公函、单位出入证、特别通行证和护照),没有细看就放行了。

施蒂勒平静地穿过金属门,来到西德一侧的站台上。他知道这里始终有东德的反间谍人员徘徊,于是假装走向出租锁柜。听到火车进站,他疾步走回站台,在车门要关上的一瞬间闪进车厢。火车在东柏林境内行驶了10分钟,抵达西柏林境内的第一站莱尔特,施蒂勒知道,他自由了。

他又坐了几站才下车。换了几次车后,他直奔最近的警察局,彬彬有礼地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军官,刚从东柏林叛逃过来,请通知普拉赫联邦情报局。”

尽管施蒂勒能量不小,但他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除了他掌管的7个间谍外,他并不知道在西德的其他间谍的身份。

位于汉堡市的核反应堆专家科珀和妻子机智脱险。当警察来到他家,问他是不是科珀时,他告诉警察“敲错门了,那位先生住在楼上两层”。趁着警察上楼敲门,他和妻子抓起几件衣服溜出家门,直奔波恩,躲进了苏联驻西德大使馆。苏联人后来把夫妇俩送出了西德。

在卡尔斯鲁厄核反应堆工作的菲勒,遭遇更加曲折。他接到我们打来的报警电话时,已在家中被捕。车到警察局后,两个警察押着他从停车场走向办公楼,其中一人在结了冰的路上滑倒,头重重地磕到地上。菲勒抬腿就跑,甩掉了警察,溜进威斯巴登市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苏联人随后把他送到东柏林。然而,菲勒过不惯东德的生活,两年后设法与西德的反间谍机构接上了头,在他们的协助下又逃回西德。反正菲勒回到东德的时间不长,西德从他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

在汉诺威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的地球物理学家劳法伊森,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后及时逃到东柏林。1981年,他想辗转逃回西德,在试图进入奥地利时被捕。这一次上面指示要拿他开刀,以戒后人。虽然他曾是东德间谍,却未能得到宽恕,因“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徒刑。昂热我觉得很对不起劳法伊森,因为他为我们效力了20余年。我试过把他交换给西德或减免他的刑期,但没有如愿。

由于施蒂勒的叛逃,西德情报机构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终于知道了我的模样。

施蒂勒逃跑前,西德没有一个人能搞到我的照片。为此,我有了“隐面人”的美称。其实,西德联邦情报局有我一张照片,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我。1978年夏,我去瑞典会见西德社民党内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耳目克莱默博士,西德人趁我不备,昂热偷拍了这张照片。

我这次去瑞典是“公私兼顾”,既是为了见克莱默,也是想与妻子一道出国转转。不过,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约见隐藏在北约总部的一个间谍。

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次重要会晤上,任务完成后,在会见克莱默时的警惕性有所松懈。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看似中立,但我心里清楚,它们的立场与西德是一致的。

我前往斯德哥尔摩西面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与手下的人会合。在停车场我曾注意到一对老年夫妇坐在车里,车子挂的是西德牌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会合的时间还没到,为了消磨时间,我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闲逛。一对匈牙利夫妇跑到我跟前比划着告诉我,有人在偷拍我。我心里一紧,但觉得此事与停车场的那对老年夫妇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仍然按计划会见了克莱默。

西德情报人员带着偷拍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没人能猜出这个神秘的东德人到底是谁。他们把我的照片与其他不明身份的嫌疑分子的照片封存在一个小盒子里。施蒂勒逃到西德后,西德谍报人员像以往那样拿出所有照片让他辨认,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克莱默的被捕,加上我的身份已经暴露,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北约总部内间谍的接触。这条线的中断,是施蒂勒叛逃造成的最大的损失。

施蒂勒叛逃后,西德情报部门把他“借”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期两年。据我所知,美国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抓紧学习英语,并取得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证书。返回西德后,他改名换姓,在法兰克福市的一家银行上班。我们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以上情况,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并表示,如有重赏,他可以设法把施蒂勒押送到边境。可那时已是实行“东方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了,不允许这样蛮干。

·大开眼界 细数20世纪初的十款间谍照相机(图)(12/12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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